中南大学教授孟泽谈郭嵩焘：有深情，有勇气，更有清醒的认知

孟泽

中南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著有《广陵散：中国狂士传》《无我有我之境》《两歧的诗学》《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》《天人合一与道文兼济》等。

孟泽读研究生时，“走向世界丛书”里面收录的郭嵩焘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让他既怦然心动，又瞠目结舌。他惊讶于晚清士大夫郭嵩焘的见识、深情与勇气，感慨这样一个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、新的文化视界的人，一直未被重视。

后来，孟泽在湖南教育电视台的《湖湘讲堂》讲郭嵩焘，又写了《独醒之累：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》，他要让郭嵩焘的经历，特别是他的见识，被更广泛地知晓、传播。他说，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益深远，人们对郭嵩焘的认识将日益深刻。

采访孟泽那天，我们做了一个假设——郭嵩焘会对今日的青少年说什么？孟泽认为，郭嵩焘会告诫青少年：“要保持好奇心，面对不一样的世界，要用宽容的心态看待，不要简单地拒绝；不要轻易地把自己锁定在某一种观念上，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；要有独立自主的教养和判断，不要人云亦云，要做自己的主人。”

“先知先觉”带给他苦闷与激愤

《十几岁》：在《独醒之累：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》中，您反复用“芬芳悱恻”这个词形容郭嵩焘，为什么？

孟泽：这是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，用来评价郭嵩焘的一个词。当时的郭嵩焘辞去南书房职务，赋闲在家。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想请郭嵩焘出山，于是写信跟曾国藩商量。作为李鸿章的老师、郭嵩焘的结义兄弟，曾国藩回复李鸿章，表明他不太赞成这件事，并且毫不掩饰地说：“筠公（郭嵩焘）芬芳悱恻，然著述之才，非繁剧之才也。”在他看来，郭嵩焘缺少任事必要的耐心、细致和周到。

但李鸿章没有听取曾国藩的建议，坚持起用郭嵩焘。郭嵩焘赴任途中，在曾国藩驻节的大营安庆住了几天。离开前，曾国藩以“名微而后可远猜疑，事简而后可精思虑”劝诫郭嵩焘改改急躁、固执的性子。

《十几岁》：您觉得曾国藩对郭嵩焘的这个评价准确吗？

孟泽：郭嵩焘和曾国藩、刘蓉三人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成了结义兄弟，他们彼此非常了解。郭嵩焘确实如曾国藩所说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“芬芳悱恻”这个词我们一般用来形容屈原，形容像屈原这种性情的人。芬芳就是说这个人特别纯洁、高贵，灵魂飘香。悱恻就是讲这个人非常善良，有恻隐之心，且内心情感丰富。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。但按照曾国藩的理解，一个政治人物的内心如果太敏感、情感太丰富的话，在处理现实中繁杂事务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些障碍，他认为这种性情的人不太懂得妥协的艺术。

我认为，芬芳悱恻涉及一个人的内心情感，其实是很动人的。

《十几岁》：郭嵩焘的这种性情是他苦闷与激愤的原因吗？晚清时期，他的苦闷与激愤与其他有识之士，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的苦闷与激愤有何不同？

孟泽：性情是一个方面。郭嵩焘最大的苦闷和激愤是他的“先知先觉”带来的。正如《海客述奇》作者吴以义先生所说：“他所看见的，是没有人看见过的；他所了解的，是没有人所能理解的；他所热烈鼓吹的，是没有人愿意附和的。”

郭嵩焘对西方的认知，在他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出使之前就已经大体完成，后来在英、法的经历，只是印证了他的看法。

比如他认为处理中国跟西方的关系，其实没有那么麻烦，只要对西方、对洋人有正确的认知。但国内的士大夫们普遍缺乏对西方的正确认知，对洋人“始则视之如犬羊，不足一问，终又怖之如鬼神，而卒不求其情实”。又比如，他认为要发展商业，要鼓励商民创业，要“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”，等等。

这种认知带来的苦闷，曾国藩他们没有。曾国藩等人的苦闷是朝廷视角的“内忧”“外患”，是聚焦于官场本身，这些是传统士大夫的忧患。郭嵩焘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忧患，但他的忧患还有另一个层面，他在思考中国如何平衡与西方的关系。今天看来，其实这就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务，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其他事情都免谈。

终其一生保有对人的深情

《十几岁》：他为什么会有这种“超前认知”？

孟泽：1840年，郭嵩焘在浙江当幕僚，亲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。如果说此前他也同传统士大夫们一样，将洋人视为蛮夷，将西方视为蛮夷之地，那这次的战事经历，让他见识了西方的坚船利炮，让他对洋人有了更直观的感受。他又是一个特别好学、好发问的人，回到湖南后，他便开始进一步了解禁烟运动始末以及英国人的意图。

1856年，他受曾国藩的指派到了上海。《南京条约》之后，英、法已经在上海经营租界十多年，郭嵩焘跟租界里面的洋人直接打交道。这次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真实的洋人。

1858年，郭嵩焘成为咸丰皇帝的南书房行走，皇帝又让他跟僧格林沁到天津去办理防务。于是，郭嵩焘直接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有一天，他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家里做客，听到一群人正在高谈洋务，纷纷主张要与洋人放手一战。郭嵩焘说：“洋务一办便了，必与言战，终无了期。”他说完，大家就都沉默了。

郭嵩焘的这种经历在当时很少见，这种经历对他的认知形成很重要。但是仅仅是这样还不够，郭嵩焘“超前认知”的形成还有另一种必然性因素。

《十几岁》：您说的必然性因素是指什么？

孟泽：与传统士大夫相比，郭嵩焘似乎有一种更开放的人性观，有一种开放的人道主义精神。他把人，包括当时的洋人都当人。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不同的世界观。

还有，他对于苍生的不一般的深情，一种对生命普遍的悲悯与同情。这种深情很稀有，也很容易失去，难能可贵的是，郭嵩焘终其一生都保有它。

他在广东当巡抚时，处理过一桩官司，花县（今广州市花都区）的骆氏宗族指控生员邓辅廷在骆氏祖坟不远处“盗葬”。骆氏是广州的大族，骆秉章是当时的四川总督，族人把事情告诉骆秉章后，骆秉章请托了作为广东巡抚的郭嵩焘。骆秉章在湖南当巡抚时，郭嵩焘跟他熟识。郭嵩焘当然知道骆秉章的目的，就是要让自己的家族赢得这场官司。但郭嵩焘没有按照骆秉章的意思办，他了解情况后，支持了与骆秉章家族实力差距极大的生员，让弱势的一方胜诉。后来，骆秉章直接找了礼部和刑部，让家族赢得了官司。

这个事情发生后，左宗棠他们都认为郭嵩焘不会办事，不应该忘记《孟子》中“不得罪于巨室”的为政道理，不应该不照顾大臣的体面。但郭嵩焘是真的不懂吗？他懂得却仍然这样不管不顾地做，说明他过于认真，过于“理想主义”。骆秉章在湖南当巡抚的时候，口碑很好，被视为君子，但经过这件事，郭嵩焘看到，连骆秉章这种被认为是君子的人，遇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，也难免有“小人”的作为。郭嵩焘由此产生的失望和悲伤可以想见。

《十几岁》：您觉得郭嵩焘身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

孟泽：儒家认为，人有三种最基本的德性：知、仁、勇。这三者对应的其实就是现代心理学上讲的认知、情感和意志，它们是系统协同的。在这三个方面，郭嵩焘都有区别于时人的地方。他的脑子始终是清醒的，所以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超过了别人。他有对苍生的深情，有对国家的深情。他之所以不悔初衷，能够不惧不顾骆氏大族的势力，尤其是后来被人指为汉奸，他还是要这样做、这样说，是因为他的这种由于深情而生发的勇气跟别人不一样。

一种特别的认知，一种特别的深情，由此带来的一种特别的勇气，这就是郭嵩焘的魅力。郭嵩焘认为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也许不缺深情和勇气，但他们的认知错了，后面的便全错了。一个国家的士大夫，也就是读书人或者说精英阶层，缺少对世界全面而真切的认知，那么，无所节制的勇气和深情会带来什么呢？

潇湘晨报记者刘秋香 黄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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